台灣文學史料與研究方法

臺灣文學研究之樂

小說家佐藤春夫於1920年夏，隨同鄉東熙一造訪臺灣。之後根據這前後約三個月間的見聞，佐藤春夫發表了近十篇的作品。

小說〈殖民地の旅〉(〈殖民地之旅〉《中央公論》1932年9、10月)即為其中之一。深入追索後將可發現，〈殖民地之旅〉其實謎團滿佈。例如將林獻堂故意寫為「林熊徵」，許媽葵以代號「A君」隱去其名，鹿港洪棄生與洪炎秋父子以「漢詩人」與「其子」代替等等；作品中主要登場人物之實際名號皆似假若真。為何佐藤春夫不讓這些登場人物的真名與身份對號入座？又為何選擇面對林獻堂質問時無以回應的自身之狼狽情景，為作品劃下句點？另一方面，此作問世距離佐藤春夫訪台已經歷12年歲月，並較其它亦以臺灣為題材的作品群發表時期為遲。這發表時機的差距應如何解釋？另外，〈殖民地之旅〉原收錄於《霧社》初版(昭森社、1936年7月)，但該書再版(昭森社、1943年11月)之際卻唯獨不見〈殖民地之旅〉。〈殖民地之旅〉於《霧社》再版中消失的理由為何？為這些謎題尋找答案，正是研讀作品〈殖民地之旅〉之樂趣所在。於是我們可以發現，佐藤春夫是以〈殖民地之旅〉勾勒出台灣人之種種典型；而與林獻堂之間的一番對話，則是以暴露自己對臺灣理解的淺陋，其中並隱含對總督府統治臺灣人政策敏銳而沉痛的批判。在童話作品〈魔鳥〉(《中央公論》、1923年10月)與小說〈霧社〉(《改造》、1925年3月)中批判總督府原住民政策的佐藤春夫，再度藉由〈殖民地之旅〉表達對總督府統治臺灣人政策的非議。

由於森丑之助與下村海南的知遇，佐藤春夫得總督府待以上賓之禮，但這樣的厚遇並未消減佐藤春夫試圖理解臺灣真實面時的真誠態度。書寫臺灣相關作品之際，行文運筆若不加修飾，則蒙受批判臺灣總督府殖民政策之罪名勢不可免；因此以高超文學手法表現己身真實感想的佐藤春夫，讓今人仍能自作品中感受其誠懇與真摯。對於「臺灣文學」之定義，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我認為佐藤春夫以臺灣為題材之作品群，毫無疑問地應被歸入「臺灣文學」範疇。

另一方面，身為最早登上日本文壇之臺灣人作家，楊逵也成為臺灣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其成名作〈新聞配達夫〉（送報夫）最初於《台灣新民報》連載(1932年5月19日～27日)，但後半部分卻遭禁止刊登。〈送報夫〉後篇遭查禁的理由何在？或許因為描寫飽受派報所老闆不當壓榨的勞工們藉由罷工而獲得改善境遇，與在此過程中主角逐漸堅定從事左翼運動之決心的內容不為當局所喜。更或許，作品中所述製糖公司以警察公權力為後盾強迫農民出讓土地，結果導致農村家庭的崩解與農村生活悲劇的事實，嚴峻批判了視製糖業為臺灣經濟基幹的總督府產業振興政策；作品中所顯示楊逵強烈的抵抗意識與臺灣意識，在總督府看來本無允許刊登的可能。以上所舉出的是作品〈送報夫〉解讀方式之一，也是〈送報夫〉後篇遭禁刊的理由。

再進一步探討〈送報夫〉的相關問題。

因在《文學評論》(1934年10月)徵文活動中得獎刊出，〈送報夫〉才幸得以完整面貌流傳至今。但此全篇版本並非只是將《台灣新民報》所連載之前篇、與現存之後篇草稿單純接續而成。於《文學評論》得獎的〈送報夫〉，在小說的情節構成上雖無大幅變化，但基調卻更為高揚激動。楊逵早在投稿參加徵文之際，即有〈送報夫〉不可能在臺灣被閱讀的覺悟，因而更添加許多激烈的表現。結果〈送報夫〉當然不被允許輸入臺灣、未能進入臺灣之讀書市場，也沒有被大多數臺灣讀者閱讀的機會。然而，〈送報夫〉在日治時期臺灣被廣為閱讀，獲得許多讀者支持的印象，卻在包含我在內的多數臺灣文學研究者心中根深蒂固。早在閱讀〈送報夫〉之前，此種印象即已生成，但何以我們長期之下皆未察覺？〈送報夫〉的周邊問題於是也值得深入探索。考察之後，發現這誤導我輩多年的印象其實是楊逵致力於本身作品宣傳的成果。楊逵使用「賴健兒」、「王氏琴」等多重筆名大力讚揚〈送報夫〉的成就，製造出〈送報夫〉獲得廣泛讀者閱讀與讚賞的錯覺，以使楊逵本身的文名及〈送報夫〉之小說內容能廣為人知。

臺灣人最早付印出版日文詩集為王白淵之 《蕀の道》(《荊棘之道》盛岡・久保庄書店、1931年6月)。為其書寫序文的謝春木，對僅因身為臺灣人即嘗遍艱辛的王白淵深深同情；更在批判殖民政策的同時，敘述了對臺灣人應具備之風格的期許。王白淵本身則是在本詩集的主詩－序詩〈標介柱〉中，以「撤除境界標示吧!」「拆毀國境的墓碑吧!」的詩句，吶喊期盼臺灣人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心聲。此外，給甘為「大英帝國主義鷹犬」而在上海租界謀生之印度人的〈印度人に与ふ〉(給印度人)，以及給在「封建殘餘與殖民壓迫」下掙扎之中國普羅階層的〈揚子江に立ちて〉(佇立揚子江)，皆富含宣示訊息，意蘊鮮明。從《荊棘之道》之任一首詩中，皆可清楚地聽見王白淵沉痛的吶喊。若再將目光轉向封面，將可發現應為具美術教師身份之王白淵親自裝訂的封面亦饒富深意。「蕀の道」三字被深嵌進十字架，而為利器一分為二的心型圖案隨處散落。此封面圖樣對壓迫與歧視的象徵性一目瞭然。詩集《荊棘之道》中刻劃著被殖民者王白淵的痛苦，而這樣沉重的情緒不僅見於詩句，版面設計中同樣昭然若揭；王白淵所欲傳達的訊息，在深讀詩集之後應可心領神會。

在被稱為「臺灣文學」的作品之中，如以上所列舉般其實蘊藏了大量的謎團，包含了作者精心操作的訊息，都等待我輩的知音解讀。解謎的指引或提示，必定隱身於不為人知的某處。以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而言，是因為偶然在舊書店發現裝訂簡陋、與初版簡直有雲泥之差的《霧社》再版版本，方漸次解開謎題。但其實即使沒有這樣偶然的幸運，僅是考察出小說登場人物的真實身份，已能得到極大的樂趣。而閱讀《文學評論》得獎刊登的〈送報夫〉，當然即可理解楊逵之寫作目的；但若進而從事原本連載於《台灣新民報》的「前篇」與「後篇」手稿的對照作業，以及以筆名「賴健兒」、「王氏琴」所發表的評論之分析，必能加深對〈送報夫〉的理解。還有，只要親眼翻閱詩集《荊棘之道》，王白淵創作時心境的苦痛即穿越紙背席捲而來。總之，盡可能貼近原始資料、廣為閱讀周邊資料的重要性絕無可取代；藉此將可與作者直接進行溝通，傾聽作者的訊息。這是臺灣文學研究的樂趣所在，亦是從事臺灣文學研究者責無旁貸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