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史料與研究方法

臺灣文學研究之苦

另一方面，從事臺灣文學研究也同時意味著與障礙的長期奮戰。

首先必須面對的是資料不足的問題。臺灣文學研究在今日儼然具有顯學之勢，但在戰後二三十年之間，當時的「臺灣文學」在臺灣完全被排除於學術領域之外。一般書店中根本無法看到「臺灣文學」參考書或入門書的蹤影。從事「臺灣文學」研究最基本的方式不外接觸原始資料，但圖書館中不僅嚴重缺乏基本文獻，與其它領域相比，戰前時期的文藝書籍與雜誌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原本應該有收藏，這些「臺灣文學」相關書籍雜誌，也在戰後的動盪中被視若蔽屣，逐漸散逸甚至被丟棄。

本來在理解新舊文學論爭之際不可或缺的資料－《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要等到1973年東方文化書局復刻後才能一睹真貌。在文藝雜誌方面，《フオルモサ》（《福爾摩沙》、台灣藝術研究會)、《台灣新文學》(楊逵主編)、《文藝台灣》(台灣文藝家協會)、《台灣文學》(張文環主編)這些雜誌在當時的臺灣省立台北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幸而得見；臺灣大學所收藏之大部分文藝雜誌，則是雖列於書卡，申請後卻也不得閱覽。同樣身為重要文藝雜誌的《南音》、《先發部隊》、《第一線》(台灣文藝協會)也無法於台灣得見，是在戴國煇處看到後才略為了解鄉土文學論爭之一班。戰爭末期臺灣文壇之重要資料《台灣文藝》(台灣文學奉公會)，臺灣方面所藏欠落頗多，但位於東京駒場的日本近代文學館之收藏幸可補足。到了1981年3月，這些臺灣的重要文藝雜誌，在部分欠缺的狀況下由東方文化書局以《新文學雜誌叢刊》系列(全17卷)為名復刻方得重新問世。

現在，文藝書籍與雜誌藉由復刻(如《新文學雜誌叢刊》、《風月報》、《民俗台灣》等)與複印(各種影印、微卷版本)、甚至數位化(光碟、電子資料庫)，已能呈現大致的樣貌，研究者亦因而減輕了搜羅資料的負擔。但即使如此，資料的完備度仍有相當值得改善的空間。

其次為檢閱制度的存在。檢閱制度下的查禁、刪除，以及畏於檢閱的自我設限；這些都歪曲了臺灣文學的正常發展，成為臺灣文學研究的絆腳石。戰前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因此亦是一頁與總督府檢閱制度搏鬥的歷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所刊行的機密文書－月報《台灣出版警察報》，即是了解當時台灣之檢閱－查禁狀況之最重要紀錄。《台灣出版警察報》目前僅存藏於臺灣大學之第6號(1930年1月)至第35號(1932年6月)，共2年6個月部分。但在這有限的書卷中，赫然可見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岩波書店、1929年10月)在臺灣被查禁的確實紀錄；更有《伍人報》、《赤道》、《洪水報》、《台灣文學》(台灣文藝作家協會)等多部左翼文藝雜誌遭查禁的紀錄。在臺灣的報紙、雜誌、書籍之刊行皆受到臺灣獨有之「台灣新聞紙令」、「台灣出版規則」的限制，這些法令甚至比日本國內所施行者更為嚴苛。台灣總督府檢閱制度之嚴格與徹底，從各方面阻礙了臺灣文學的成長。李獻璋編《台灣小說選》、楊逵《芽萌ゆる》（萌芽）遭查禁；《台灣小說集1》(大木書房、1943年11月)一部分被刪除；這些都是在日本國內不可能遭到處分的作品。另一方面，檢閱制度不僅適用於臺灣島內之出版物，連從日本與其它殖民地、外國(特別是中國)輸入之出版品亦同樣強制施行。同樣的作品即使在日本國內可以閱讀，在臺灣卻無法享有同樣的幸運。臺灣總督府竭力排除對於統治臺灣有負面影響的情報，不只臺灣人、連在台日本人一樣無法擁有自由閱讀的權利。

這些遭查禁或刪除之作品，部分在其後被發掘而得以重見天日；但有更多的作品至今仍下落不明。

臺灣文學研究的苦處之三，是戰後的動盪不安－國語由日文至中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嚴、反共、對作品發表空間的限制等等－，使臺灣文學還來不及呼吸自日本統治解放後的新空氣，就再度面臨政治情勢使文學發展質變的局面。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確實出現過一陣蓬勃氣象；但卻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無從定位整理、戰後臺灣文學無以建構發展的情況下，臺灣文學再出發的可能性即已萎折。更嚴重的是，臺灣文學研究在臺灣，與臺灣近現代史研究一樣皆被視為禁忌，因而產生了即使對臺灣文學有興趣、也不敢過於接近的傾向；臺灣文學研究從此進入漫長的空白時期。在這段期間所失去的，不只是臺灣文學的相關重要文獻與資料，更擴及「臺灣文學」進入學術領域的可能性。

即使如此，在這段時期中臺灣文學研究亦非一無所獲。於台北發行之期刊《臺灣文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49年8月～) 、《臺灣風物》(臺灣風物雜誌社、1951年12月～)、《台北文物》(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52年12月～1961年9月全33冊)。這三種期刊中，《臺灣文獻》內容以臺灣史方面之論文為主，但臺灣文學方面的資料亦不在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廖漢臣之「臺灣文學年表」(第15卷第1期、1964年3月)。《臺灣風物》中曾刊載《臺灣民報》等報紙、雜誌之總目次。《台北文物》刊登許多臺灣新文學運動當事者之回顧，其中第3卷第2期「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1954年8月)、第3卷第3期之「新文學‧新劇運動續集」(1954年12月)二期，誠如尾崎秀樹所言為「重要文獻之一」。以後此三期刊即成為臺灣文學研究之基點。

另一方面，戰後日本的近代文學史中，「臺灣文學」根本不在對象之內。與其說被遺忘於海洋彼方，毋寧說從殖民地臺灣不再存在的1945年開始，日本人就拒絕思考與殖民地有關的種種問題，也就基於這樣的立場，日治時期之「臺灣文學」被遠遠放逐於日本人的視野之外。

在日本國內看似沉睡於地底的臺灣文學研究，幸運地到了1960年代由尾崎秀樹重新喚醒。尾崎秀樹以論文〈台湾文学についての覚え書〉(〈臺灣文學備忘錄〉《日本文學》、1961年10月)、〈決戦下の台湾文学〉(〈決戰下的臺灣文學〉《文學》、1961年12月、1962年4月)為代表之研究，為從日本人立場出發之臺灣文學研究的先驅，份量充足敘述詳盡。不久後尾崎秀樹出版了《近代文学の傷痕》(《近代文學的傷痕》普通社、後改為勁草書房發行、1963年2月)，後亦收錄對滿洲與朝鮮之研究而完成大作《旧植民地文学の研究》(《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勁草書房、1971年6月)；「臺灣文學」從此進入文學與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中。

然而，尾崎氏的研究在量上即使堪稱詳盡，但內容卻停留在略述之層次、錯字甚至錯誤亦不在少數。其原因在於尾崎秀樹並未充分掌握足以為臺灣文學繪出輪廓之原始資料，僅依靠《台北文物》、《臺灣文獻》等期刊；於是存在於這些期刊中的錯誤也就於尾崎氏論文中再現。但即使如此，尾崎秀樹的研究在戰後率先注意到被忽視了的「臺灣文學」的存在，並且將其視為一門學問，以上所舉的錯誤其實瑕不掩瑜。尾崎秀樹的功績，不但在於其身為戰後日本研究臺灣文學的先行者，更奠定了作為日本殖民地文學之一員的「臺灣文學」在日本文學中的位置。